林澈的记忆里，家总是安静得过分。
九十年代初的北京，中关村周边那些灰扑扑的筒子楼里，他们家是少有的三居室——母亲林婉作为参与过青藏铁路冻土技术攻关的工程院副研究员，享受特殊人才待遇。
客厅的书架上塞满了俄文、英文的技术文献，茶几上永远摊着画满等高线的图纸。空气里弥漫着油墨味、陈年纸张的霉味，以及一种知识分子家庭特有的、紧绷的疏离感。
父亲许文渊是个温和瘦削的男人，戴金丝边眼镜，说话声音轻得像怕惊扰了什么。他是林婉的助手，负责数据核算和文献翻译。在林澈的印象里，父亲总是伏在书桌前，脊背微微佝偻，手指因为长期握笔而起了一层薄茧。
父母之间很少有亲昵的举动，最多的交流是关于某个参数的争议，或是对某篇国外论文的讨论。他们像两台精密配合的仪器，运转有序，却缺乏温度。
林澈六岁那年，许文渊跟着科考队去了唐古拉山口，一去就是大半年。回来时整个人黑瘦脱形，手指冻伤留下了永久的紫红色疤痕，却带回一箱箱珍贵的冻土样本和数据记录。
那晚，林澈半夜起床喝水，透过父母虚掩的房门，看见母亲正用棉签蘸着药膏，极轻极轻地涂在父亲手上的冻疮上。
昏黄的台灯光下，母亲低着头，侧脸线条是他从未见过的柔和。父亲伸出另一只完好的手，似乎想碰碰她的脸颊，却在半空中停住，最终只是无声地落在她肩上。
那是林澈童年记忆里，关于“亲密”最接近的画面。却也仅此而已。
大多数时候，他是孤独的。父母太忙了——林婉正处在事业的关键上升期，要主持项目，要带研究生，要出席各种评审会；许文渊则如同她的影子，处理着所有琐碎而必要的事务性工作。
他们经常出差，去格尔木，去西宁，甚至去莫斯科参加学术交流。林澈被托付给邻居，或是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三居室，用方便面和小人书打发漫长的夜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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