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下午之内我们的人过去一趟。十分钟。”
“她在录音室。”
“那就晚一点。”
于是六点四十，一个穿深sE西装的年轻律师，带着一只薄公文包，在录音室外头的休息间等了十二分钟。凯拉从棚里出来，头发扎着，脖子上还挂着耳机。年轻人没有坐下。他把两页纸摊在矮几上，把改动的两处指给她看，说了三句：这一处改了，这一处也改了，别的没动。
凯拉低头看。她看得慢——她的英文读起来还费点力，法律那一路的字更费。她看了三分半钟。
看到第二页中段的时候，她的手指在纸面上停了停。那一段说的不是影像，是别的。她去年签的时候也看到过这一段，当时她十九岁，看不太懂，签了。今年她看懂了一半。
她抬头看了年轻人一眼。年轻人的脸上什么也没有——他这一行的规矩，你问什么他答什么，你不问他不说。
她没有问。
她签了名，签在两页纸的右下角。签得很用力，笔画大，末尾那一笔往上挑。
年轻人把纸收进包，说了声谢谢，走了。前后十一分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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