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何若婷的字。每一笔每一画都跟尺量过一样整整齐齐，只有最後那个「变」字的最後一撇，撇歪了，歪到差点飞出识别证的边缘。她在写这个字的时候，手大概在发抖。
我握着那张识别证，在清晨灰蒙蒙的雨里站了很久很久。久到一辆早班的公车从我旁边驶过，溅起的水花泼在我K管上，司机按了一下喇叭，像是对一个站在路边淋雨的怪小孩表达某种不耐烦的关切。
然後我开始往家的方向走。
父亲在家。母亲说他从头到尾都知道。我要回家问他。问他为什麽瞒我这麽久，问他为什麽每次我问起母亲的工作他就转移话题，问他为什麽选择在报社写那些没有人看的地方新闻，而不是——我的脚步忽然停住了。一个念头像闪电一样劈进我的脑袋，很突然，很完整，很合理，合理到令我手脚冰冷。
他写地方新闻。他每天都在记录这个城市发生的事情。哪里水管破了，哪里道路施工，哪里出现「异常积水」，哪里有「不明人士聚集」。他的新闻篇幅都很小，小到不会有人注意。但他的新闻有一个共同点——每一篇都跟雨有关。
他不是在记录这个城市。
他是在记录被删除的痕迹。
他在用他的方式，在那个快要被淘汰的报纸地方版上，替那些被系统删除的未来，留下最後一点存在过的证据。
我开始跑。不是因为有人在追我，而是因为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。我父亲不是什麽都不知道。他什麽都知道。而且他已经用他的方式，对抗这个系统对抗了整整一辈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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